七年前，笔者邀请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视源电子”）的创始人孙永辉加入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下称“促进会”）。
孙永辉问，企业入会能够享受什么样的服务？笔者回答，视源电子曾是一家中小企业，而今成长为一家大企业，是否有义务去促进更多中小企业的发展？对此，孙永辉表示，视源电子永远是一家中小企业，要永远保持作为一家中小企业的活力，不能有丝毫的大企业病，也有义务去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为此，视源电子不仅加入了促进会，还主动贡献场地，免费接待促进会会员企业在视源电子参观学习，甚至提供用餐。视源电子的员工自助餐是笔者见过的最为丰盛的，早中晚全部免费向员工及家属开放。该企业还创办了幼儿园和员工体检中心，体检中心也向员工亲属免费开放。“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孙永辉讲，企业不仅是一家盈利机构，还应该是社会的细胞，承担社会的某些功能。
但近期比亚迪一则发给供应商的通告，引发了笔者关于制造业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思考。
比亚迪通告的大致内容是：2024年11月18日是比亚迪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日，比亚迪汽车已成为全世界首家达成第10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车企。这既是比亚迪的里程碑，也是中国汽车工业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由汽车大国走向汽车强国，中国汽车迎来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阶段。比亚迪汽车承认销量的不断突破，得益于技术创新、规模化优势和低成本供应链。为增强比亚迪乘用车的竞争力，比亚迪要求整个供应链从2025年1月1日起降价10%。
笔者认为，比亚迪是一家优秀的企业，但这则通告，反映出其距离成为卓越企业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也反映出中国大企业与国际企业在价值观念与社会责任方面的差距。
汽车工业可谓是一个国家现代工业的基础。世界上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基本上也都是汽车产业发达的国家。以德国为例，国家经济对于汽车产业依赖度达到70%，汽车产业成为国家工业化的基础。
传统汽车工业涉及汽车零部件制造，包括发动机、变速器、悬挂系统、制动系统、车身、内饰等；汽车材料，如钢铁、铝合金、塑料、橡胶、玻璃等；汽车电子，各种电子设备，如导航系统、音响系统、车载通信系统、车辆控制管理系统等；汽车模具，为汽车零部件制造提供模具的设计和生产，包括冲压模具、注塑模具等；还有汽车涂装与汽车检测设备等等产业环节。
通过发展汽车产业，带动国家工业化，汽车产业所积累的大量工业知识、创新发明与管理知识，都可以便捷地迁移到更多行业，推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在上世纪90年代，亚洲的马来西亚与泰国就曾提出过“汽车立国”的目标，为此不惜在燃油价格、高速公路的收费上补贴汽车。纵观二战后全世界的工业化发达国家，也基本都是汽车制造大国。汽车产业就是现代工业化国家的第一标签。
上世纪末，中国也不惜以市场换技术为代价，引进大量国外汽车品牌，但始终没有办法进入到核心供应链、获取核心技术，最终的结果是中国汽车工业大而不强。
如今，中国汽车工业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依赖于新能源汽车的兴起，甩开传统汽车发动机、变速器等各种技术门槛，实现弯道超车。事实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仍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全球化产业转移形成的工业基础，中国工业基础支撑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
按照工业化发展的剧本，工业体系是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中汲取工业化养分而得到充分发展。中国却走了一条与世界工业化国家、汽车大国不一样的发展路径。中国的汽车产业是在汲取中国工业化的养分后成长起来的。
中国的工业体系不是汽车强而工业强，而是工业强而汽车强。当然，这当中有彼此成就的部分。中国汽车产业需要对自身在中国制造业体系的作用、贡献与地位有清醒的认知。
透过上述公告，我们会发现，比亚迪对于高水平发展的认知存在巨大误区，即以数量代替质量。这与国家倡导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理念恰好相反。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由快速地增长阶段转向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阶段，从简单追求数量和增速的发展，转向以质量和效益为首要目标的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要求是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
从本质上讲，比亚迪突破100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绩难能可贵，但仍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是中国汽车产业对中国工业并没有起到龙头作用，对中国整个工业体系的带动力不强，特别是汽车科技的产业带动效应并没有传统汽车发达国家强。
二是中国汽车产业的利润率普遍不高。2023年度，比亚迪总销量约300万辆，丰田汽车超1000万辆，比亚迪去年整车销量大约是全球第8。在利润方面，归属丰田母公司的利润达341.97亿美元，比亚迪约为300亿人民币，比亚迪的全球利润排名约在15名前后。
三是整个汽车产业管理上的水准对于工业体系的溢出效应不明显。德国的汽车体系在发展过程中，对产业贡献了“双元制”教育。福特汽车贡献了流水生产与质量管理体系。日本丰田贡献了丰田精益制造。特斯拉创造了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新赛道。中国的汽车产业为中国工业体系的管理贡献了什么？
比亚迪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的领先者。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能源汽车的赛道上，也取得慢慢的变好的成绩。成绩需要肯定，但对存在的问题也需要清醒认识。所谓的领先，不是基于模仿，而是率先垂范。
最近，笔者看了产业专家林雪萍所著的《供应链攻防战》。供应链涉及到国家以及产业的竞争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国大企业对于制造业供应链重要性的认识显然不足。中国的大企业要清楚，一家公司的竞争力，如果是建立在对供应链企业盘剥基础之上，这一定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起码不符合产业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大企业与供应链企业的关系本就是命运共同体。大企业应该为供应链企业赋能。不仅仅是提供订单，大企业还需要对供应链提供管理、技术路线规划等。专家们讲，特斯拉比它的供应链企业都懂制造，马斯克是降本大师，特斯拉为业界贡献了其研究的技术资料。
反观中国的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对供应链企业好像只有一个要求，就是降价、降价再降价，以及永无止境地拖欠供应链企业的应收账款。国家规定1个月，很多大企业是9个月、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国内某家电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其一年供应链融资的利润比制造部分的利润还高。
林雪萍在《供应链攻防战》中提到：苹果手机在中国制造带动了大批精密制造设备商和材料商的发展。如果苹果决定要搬迁到印度，这些产能可能会永久性丢失，也有一定可能会导致周边设备商同步搬到印度。
他无不担忧地讲：“对中国而言，如果连接力被削弱，就会导致供应链能力等级的恶化，从而阻碍中国制造向更高价值链攀升。保护供应链的连接力，是相关产业刻不容缓的行动。”
一家优秀链主企业的存在是一个国家产业的福音。广州的希音不仅为其供应链企业带去了订单，还带去了数字化改造，极大的提升供应链企业的管理上的水准与制造能力。
笔者认为，哪怕需要通过降本提升企业竞争力，比亚迪也应该要有方法论，并设立一个部门以分类指导供应链企业的降本。
通过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服务实践，我们得知，中国制造业还有很多降本空间，但需要具体的方法论指导。而这些正是大公司能够有所作为的地方，而非简单粗暴地要求降价10%。假如没有空间硬要降低，是否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如果降本还有30%的空间，10%的要求岂不是少了？
供应链就是一家大企业利益攸关的命运共同体，是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构成。但它不是价格，而是价值。
当我们讲企业责任时，常常会提到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业社会责任），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和员工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消费的人、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其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在生产的全部过程中关注人的价值，强调对环境、消费者和社会的贡献。
在近代商业的发展进程中，企业的责任也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与社会的进步不断迭代。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一个社会通过市场能够最好地确定其需要，若企业尽可能高效率地使用资源以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以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销售，企业就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19世纪初，两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飞跃，企业的规模与竞争力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企业更多强调物竞天择式的自由竞争，而非承担社会责任。于是，大企业极尽盘剥有密切关系的供应商与员工，以此保持企业的竞争力。
19世纪中后期，企业制度逐渐完善，劳动阶层维护自身权益的要求不断高涨，加之反托拉斯、消费者保护等观念及法律的出台，客观上对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社会责任观念逐步形成。
在上世纪8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开始在欧美发达国家兴起，具体包括环保、劳工和人权等方面。而社会对企业的关注也开始从产品质量，延伸到更广泛的环境、职业健康和劳动保障等多方面。
2002年2月，在纽约召开的世界经济峰会上，36位首席执行官呼吁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其理论根据是公司社会责任“并非多此一举”，而是核心业务运作至关重要的一部分。2002年，联合国正式推出《联合国全球协约》(UNGlobalCompact)，协约包括九条原则，呼吁企业对待员工和供货商时尊重这些原则。
2017年8月19日，181家美国顶级公司首席执行官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商业组织“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上联合签署《公司宗旨宣言书》（下称“宣言书”）。宣言书重新定义了公司运营的宗旨，并宣称：股东利益不再是一个企业最重要的目标，公司的第一个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宣言书提到了几个重要目标。一是向客户传递企业价值，公司要关注客户的真实需求，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以实现用户的期望。二是投资员工，公司应通过雇佣不同群体并提供公平的待遇来投资员工，关注员工成长和发展，创造积极的工作环境。三是与供应商交易时遵守商业道德，公司要建立诚信的供应链关系，与供应商进行公平合理的交易，一同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四是积极投身社会事业，公司应该热情参加社会公益事业，回馈社会，为社会繁荣和进步做出贡献。五是注重可持续发展，公司要关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采取积极措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
该宣言书不仅是对传统商业理念的挑战和反思，也是对未来商业发展的指引和期待。它鼓励企业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更要承担社会责任，为实现更美好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笔者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不是一种约定，而是一种自我承诺，应当是企业价值观的体现。
过去几百年间，商业无疑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无论是商业需求推动生产力发展，还是生产力进步推动商业进步，两者应是互相成就的。
与此同时，人类的初心也在牵引着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东西方的哲人都在追求人类的智慧、道德和社会的和谐，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引导人们认识真实自我、追求真理和智慧、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与幸福。
如果没有初心，人类就会陷入物欲横流的泥沼不能自拔。有初心就有理想与追求，企业家们才能锲而不舍、坚定不移。虽然有不同的路径与方法，但笔者相信，只有初心与目标一致，商业与人类才能有共同的未来。
管理学者德鲁克把企业比作社会的器官，强调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并强调企业“不作恶”是其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企业不能在明知道经营行为会危害社会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
德鲁克认为，企业既要行善又要赚钱，必须基于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而提出创新。在创新过程中，公司能够把对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或社会中本来存在的问题，转化为对企业自身有利的机会。这样的创新是德鲁克眼中的社会创新。
中国现代商业的实践只有改革开放短短几十年，商业的迭代效率之快可以媲美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但与之匹配的商业文明却也是泥沙俱下、良莠不齐。
当前，经济发展遇到挑战，能让更多企业冷静思考未来。困难不是用来解决的，而是用来超越的。优秀的企业家处理问题，卓越的企业家超越自我，他们都需要借助创新，而创新的思维不是因袭，而是来自第一性思维的创造。
林雪萍讲，华为是一家优秀的公司。美国断供后，华为的另一个价值开始浮现，它具有强大的供应链组织能力，可以从头复制一条供应链。华为旗下的哈勃投资公司开始做针对性的投资，涉及供应链的各个角落，如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碳化硅、模拟芯片、传感器、存储芯片、功率半导体、软件设计工具等。这些优秀的“小巨人”瞄准一个个被控制的节点，进行全力突围。
华为一位高管讲，大数据发挥了作用，他们用一个月时间就完全拆解并分析了它的供应链，以避免违反美国法律要求的限制。林雪萍讲，华为用了4年时间，完成了13000颗以上元器件的替代开发和4000个以上电路板的反复换板开发。
笔者也接触过很多华为的“备胎”企业。据这一些企业讲，华为对他们的帮助不仅体现在研发方向上，还包括建立数据分析的能力，这对企业的帮助非常大。企业拥有研发数据后，可以分析问题，有了数据基础，响应华为的研发速度更快。
很多企业表示，自从在华为“转正”以后，企业形成了新的能力，即可以基于研发数据库，给华为以外的公司可以提供技术方案，而在别的行业得到的经验能更加进一步丰富研发数据，有助于提高他们对华为的服务。
商人有逐利的一面，但随着生产力和社会进步，商业伦理出现变化。其中，西方新教改革对资本主义的商业逻辑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改革开放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现代商业受美国管理思想影响深远，包括任正非也肯定了美国乃至西方对华为及本人的深刻影响。
任正非把绝大部分的股票给了员工，自己只保留0.58%的股份。于东来把95%的利润分给员工。孙永辉也把大部分的股份分配给了自己的创业团队，他自己的股份并不是企业最多的。
怎么对待财富与社会，中国的企业家开始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也在背后发挥了作用。
中国企业家深受中国士精神的影响，“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中国优秀企业家普遍具有国家与历史的使命感。
解决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破局点或许不在制造能力和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上，而在观念与文化上。我们一定要从更加宽阔的视野去理解企业的存在对于社会的作用。若企业存在的价值就是创造财富，那么它不可能得到社会的尊重。这也是中国传统商人、历史上的犹太商人得不到尊重的原因。
通过创新推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解决了社会的问题，将问题转变成机遇，商人才开始成长为企业家。企业家必须站在历史与未来的维度，去审视自己的企业，才有可能突破历史的局限、穿越周期。企业家最终的使命是造福社会、造福全人类。
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现代化工业文明，除了经常强调的科学理性、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合理牟利等，中国企业还要强调与合作伙伴的平等关系以及契约精神。
今天笔者如此“苛求”比亚迪们，是因为中国商业的未来需要大企业去引领。正如世界商业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商业领袖们的推动一样，中国新商业文明的塑造，需要华为、比亚迪、希音等企业的力量。只有中国能够代表新商业文明发展的方向，中国企业才能获得世界的尊重，中国才有资格去谈文化自信。
大企业的存在是责任而非攫取，这既属于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观念文化，更应是一家现代化企业的认知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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